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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理念建构及其现实问题思考
2011-09-28 06:34 眭依凡 《中国高教研究》2010-11

   摘 要:在充分讨论大学理念及其作用和理性建构的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学理念构建的三个逻辑层次,即据大学的社会职能、据大学的价值哲学和据大学的组织属性。从育人使命意识的淡漠、尊师 重教理念的淡漠、人才培养理念的落后、文化理性的失偏等方面讨论了大学人才培养理念存在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大学理念;理念建构;理念问题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年)》对“人才强国” 国家战略总体目标、“人才是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概念的提出,以及高等教育对人才造就和人才输出的不可替代性,决定了高等 教育在“人才强国”战略中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和作用.“高等教育强国”因此不再是高等教育学界一厢情愿的自说自话而具有了国家战略的合法性。当“高等 教育强国”成为国家顶层战略和制度设计之后,“高等 教育强国”的使命担当自然就落在了以实施高等教育为己任的大学身上此刻严峻的问题是:我们的大学能否肩负好这一沉重的历史使命?也许正是此因,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主题便是高 等教育质量的提高,并特别强调“我国高等学校要把 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

    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的出台有理由相信政府宏观 “管控” 大学的治理结构和现代大学制度将逐步完善,在这一背景下“大学回归办学治校规律和理性”无疑将会成为大学改革以提高质量急迫的问题。而回归大学理性的大学之治,首赖于大学理念的端正。这便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继2009 年举办“遵循科学发展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主题国际论坛之后,2010年讨论“教育理念创新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主题的用心之苦。也正是基于对当前大学诸多被社会广为诟病的问题与大学教育思想和理论落后之关系的思考和把握,周远清会长2010 年6 月在全国“人文素质教育与科学素质教育的融合”高层论坛上,发出“中国高等教育又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有必要探索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和理论体系”的呼吁,以期通过高等教育思想和理论的成熟指导大学健康发展。笔者亦认为大学内部办学治校的诸多积弊,其根因还在于大学理念的偏失和背离。如果指导大学办学治校的思想不正确,欲期待其自觉按大学应有规律有所作为则不可能。大学理念是高等教育思想和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如果大学需要改革、需要拯救,大学存在的落后理念之痼疾必须先于革除。

    一、大学理念及其意义

    1.大学理念之定义。大学理念不同于大学概念,大学概念是一种不带价值取向只是对既成事实的本质加以概括的科学概念,想说明的是“大学是什么”。如“大学是实施高等教育的社会组织”,就是一个最能 反映大学本质属性且又能适应不同时空背景下各种教育情境的“大学”概念,当然这也是一个更具广泛意义的、反映了各时代大学客观事实和一般含义的科学概念。大学理念是人们对大学本体的基本看法,关于“大学应然”的理性认识,是渗透人们对大学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要求的“好大学”观念,是人们观念中的大学,想说明的是“大学应该是什么”。西方学界对大学 理念有很简单的界定:人们心目中的大学是什么或人们希望的大学样子。当“大学应该是什么、应该有什么使命、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这些大学的基本问题明确之后,大学理念则有了很强的实践意义。

    区别于大学概念,大学理念突出的特征就是:随着社会发展及其对大学的日益依赖,人们对大学的基本看法和要求也是动态发展的并趋向综合性的。此即,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作用和文化历史积淀的产物,对大学的认识不能脱离当时所处社会环境及其对大学提出的要求。如哈罗德·珀金所言:过去的希望、抱负和价值观与现代大学概念紧紧结合在一起。近千年大学的发展历经了“被动适应社会需要——主动满足社会需要——积极引领并推动社会发展需要”三大阶段,这实际也反映了随社会进步与时 俱进的大学理念的发展。

    根据笔者对教育理念的理解,大学理念具有如下的基本特点:(1)大学理念是人们尤其是大学成员对大学及其活动现象进行思维而形成的观念,是对大学理性认识的产物;(2)大学理念包含了人们关于“大 学应然”的价值取向,属“好大学”的观念;(3)大学理念是反映大学教育思维一类活动诸概念共性的普遍概念,如大学思想、大学理性、大学信念、大学精神等,并以上述诸概念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以示其既有抽象性又有直观性,如大学宗旨、大学使命、大学教育目的及目标、大学理想、大学管理原则等等;(4)大学理念不是大学现实,但源于对大学教育现实的思考,是人们对教育现实的自觉反映。因此,大学理念是持有者对大学的清醒认识和关于大学的真知灼见,大学理念之于大学办学治校的实践具有引导定向的意义。

    2.大学理念的意义。观念可以改变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轨迹。毛泽东早就指出:“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马尔库塞说:“观念形态的东西是不能改变世界的,但是他们能够改变人,而人可以改变世界。”美国学者莫尔甚至称“观念是人类文化的原子弹”。由此可见,理念的意义在于先于行动、指导行动并决定行动。一个民族的成熟首先是思想的成熟,一个社会高度文明的标志就是其理论成熟并指导该社会的实践。这就是思想、理念的重要性。欧美国家较之他国的高度发达和高度文明很大程度依赖于对观念的重视和思想的成熟,以及对思想对真理无不怀有崇敬和敬畏之心。所以美国著名作家西奥多·怀特 在其著作中写道:美国是一个由观念产生的国家;不是这地方而是这观念,缔造了美国政府。这个观念就是《独立宣言》。当有些国家惧怕中国强盛之后会搞霸权主义时,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则提出了让我们惊醒的声音:中国根本不可能在世界上搞霸权主义,因为中国没有思想的输出。法国外长也有类似的观点: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不会成为一个大国。这表达的都是思想的力量、观念的作用。

    在当今国与国的激烈竞争中,败下来的无疑是科技落后的国度,但科技落后的致因是思想的落后、文化的落后、观念的落后。国家民族如此,教育亦然,大学尤其如此。大学是产生思想的地方,更需要理念的引领。大学理念是讨论和解决大学诸问题的前提,大学理念是大学行动的指南,理念不清则大学的方向不明甚至背离大学应有的属性和规律。一个民族要败,先败在教育;大学教育要输,首先就输在大学理念的落后。在国际竞争日益残酷的时代,我们大学已经没有值得自鸣得意的成本,很需要像美国著名大学一样的思想冷静和清醒。2007 年哈佛大学第28 任校长德鲁·福斯特的就职演说意味很深:当大学不断地沉浸在自己的回忆当中,这个大学一定是没落了。英国教授格里艾姆·哈珀在造访全世界众多一流高校之后强调:理想使一所学术机构成为了一所大学,而唯有坚守理想,一所大学也才有可能成为一所伟大的大学。 坚定不移地坚持大学的理想而不是诉诸于短期的调整策略,乃是一种勇敢的行为,“一所伟大的大学的品质所在,不会偏于一物,也不会只求一能,而是诸多人类活动的组合、重要理想的集合、各种人类力量的融合”。

    对大学的办学治校而言,大学理念是大学校长对“大学是什么”的价值判断和基本看法,大学校长持有怎样的大学理念,不仅直接影响到他对大学方向、使命及其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选择,同时也直接影响到他对大学的功能、作用和任务的确定。作为对大学的基本认识,大学理念通过对其他教育理念的形成及教育立场的影响,而贯穿在校长办学治校的全过程,对校长的整个办学治校产生两个最基本的影响:其一,使校长个体的行为具有自觉性和目的性;其二,在此基础上,使大学整体的行为具有自觉性和目的性。蔡元培先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德国洪堡大学评议会对此评论道:在中国还见不到一流的大学,但是我们已经见到了一流的校长。其所指亦在蔡元培先生的治校理念。大学理念乃是讨论大学诸问题的前提与关键,其意义在于认识大学价值的基础上坚守大学的价值。

    大学理念在指导高等教育宏观改革所起的作用亦然。根据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教授的划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大学经历了“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三大阶段。每个阶段都可以看到高等教育理念所产生的引领作用。譬如,在“大改革”的阶段,我们根本改变了政出多门、条块分割、资源分散、效率低下,以及高校结构布局混乱、学科单一等诸多积弊,这在很大程度得益于自1992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 “共建、调整、合作、合并”八字方针指导下对高等教育体制和高等教育体系大刀阔斧的改革。客观评价该阶段的高等教育改革,可以说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要求,增强了高校知识创新和培养创新人才的能力,通过合并组建的一批新的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和多科性大学,彻底改变了高校布局的不合理,极大地增强了高校的办学实力,为随后的高等教育大发展和现在高等教育质量大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大学理念的理性建构

   大学理念是否需要建构?有人对此持疑惑态度似可理解,因为大学理念是与大学相伴而生的。但问题在于大学理念不同于大学本身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如前所述,大学理念是人们对大学世界所持有的基本看法和对大学本体的理性认识,它是人们对大学世界加以认识,并赋予了主观价值判断的思想产物是人们观念中的大学,因此,随着社会的演进,大学地位作用 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发展,人们对大学的认识、理 解和要求自然亦要发生变化,致使大学理念呈多元和多变性。基于此,对大学理念进行理性思考和建构,就既有其理论意义上的逻辑合理性,亦有社会实践意义上的必要性。 所谓大学理念的理性建构,本质就是整体、全面、深刻认识大学这样一个兼统一性和多样性于一体、兼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同时影响其要素及其关系高度复杂的社会组织,从而准确把握大学的组织属性及其职能以遵循大学的规律办学治校。

    进一步讨论大学理念的实践意义,其主要包括 “大学应是什么,大学应有什么使命,大学应有什么作用”这样三个关于大学的最基本问题,其回答不仅构成大学理念的不同层次且使大学理念具有了操作意义。对“大学应是什么”的回答,是对大学的一种定性认识,是人们对大学组织属性的认定;对“大学应有什么使命”的回答,是对大学的一种定位认识,是人们对大学应有责任义务的认定;对“大学应起什么作用”的回答,是对大学的一种定能认识,是人们对大学职能的价值认定。对大学理念及其实践意义的深入讨论应建立在如下两个概念的基础上:其一,对大学的定性、 定位、定能认识并非独自存在的,而是互相依存、彼此影响的;其二,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的作用亦与时俱进,因此,对大学的认识也需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更新以符合时代对大学提出的要求。基于此,大学理念理性建构的意义因此得以彰显。

    大学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方面受政治、社会(包括经济、历史文化、科技、人口等 诸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又以人才培养、知识 创新及其人才输出和知识运用为基本职能,不断适应、满足及引领社会发展的制度性产物,其理念主要来自政治和社会其他诸因素的影响。随着大学之社会功能的日益重要以及大学作为具有相对独立性及高度自适应性之教育学术组织的日臻成熟,大学自身的内部环境亦对大学理念产生与外界同样重要的影响。对此,剑桥大学前校长埃里克·阿什比和柏林大学的创始人洪堡早有论述。阿什比认为影响大学的主要力量来自社会、政治和大学自身三方面,它们对大学的影响都十分重要并无孰重孰轻。对大学的影响如此,对大学理念的影响当然也无出左右。如关于学术自由的认识,洪堡就认为其既有来自大学外部如政治等束缚的问题,也有来自大学内部如行政管理等束缚的问题。

    关于大学理念的理性建构,是否可以循“据大学社会职能的发展”、“据大学的价值哲学”、“据大学的组织属性”的逻辑层次进行分类建构?笔者以为这样的分类建构是有其逻辑意义的。

    首先,大学作为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诸多因素作用的结果,是社会需要的产物,其发生发展的基本逻辑或者合法性就是社会需要。因此,社会对大学的需要决定了人们对大学的最初认识,亦构成了大学的基本理念。由于社会对大学的需要是随着大学作用的不断增强与时俱进的,这样导致大学的社会职能从单一的人才培养, 经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合二为一,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演 进。透过大学社会职能的延伸发展,我们看到分别由欧洲、德国和美国大学提出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等大学理念对大学发展进步所起的观念引领作用。

    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引领大学社会职能发展演进的上述大学理念的作为,很难想象今日之大学有今日之完善,使之成为直接关系国家民族和人类社会时运和未来的最不可或缺的组织。关于大学社会职能的理念并不止于以上,诸如引领文化甚至发展经济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逐渐被人们悦纳的大学理念。

    据大学的价值哲学,对大学的认识可以从其知识属性和政治属性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由于对大学以知 识发展创新为使命、其知识探索过程不能受到来自大学之外任何影响,以及其结果客观性不能受到任何干扰这一知识属性的认识,于是大学之学术自由、大学 自治两个基本理念得以提出。大学因此获得了来自政治和社会的理解及尊重,从而一定程度上获得并保持了其办学治校相对独立的自主权,这种权力可以说是大学的知识属性天赋于大学的;而对知识发展创新的意义在于知识能够改造和服务社会,因此,人们又对大学具有了政治属性的认识。所谓政治属性,即大学并非一群人只是为个人好奇或兴趣在探索与人类社会毫无干系的知识,亦非做揭秘解谜似的智力游戏,他们由此产生的知识对人类社会无不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或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或有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知识是有应用价值的,这使得以探索和发展知识为目的的大学具有了社会责任。这样一种大学理念的建立,要求大学绝不能把知识探索与人类和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也就决定了大学是最不能仅仅代表本组织利益而必须对人类和国家负责的组织,这是大学亦是社会需要所使然。

    据大学以培育人才、研究学术为天职之机构的组织属性,大学则应是具有高度理性的组织。从这一层 面建构的大学理念,主要反映了对大学必需具有观念理性、学术理性、文化理性和管理理性等方面的认识。是否具有上述理性认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办学 治校者对大学组织持有的基本态度,进而决定了他们办学治校的行为和结果。就大学的诸多现实问题而言,无不产生于办学治校者对大学之必须理性认识的缺失。此为另需专门研究的大课题不再此赘论。归纳起来,大学理念可以从对大学的实用功能、大学的使命属性及大学的理性逻辑等层面加以理性构建并成体系。

    三、大学理念的现实问题

  “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要坚持把 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总体上看,我国高等教育还不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明显差距。” 这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以“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为主题的清华大学百年 校庆讲话中的重要观点。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第 20 次全体会议上,刘延东同志做了题 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的讲话,提出首要任务就是“始终把人才培养作为根本使命”,同时她亦坦诚“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们的教育质量还存在较大差距”。这说明中央高层不仅认识到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核心使命,而且指出了在人才培养质量上我们还存在不容忽视的差距。限于篇幅及人才培养为大学核心使命的原因,这里仅就大学理念的缺失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尤其是难以 培养出拔尖创新型人才的问题予以讨论。

    (一)育人使命意识的淡漠

    有外国大学代表团参观考察我国大学尤其是大学新校区后发出这样的感叹:中国大学什么都有,包括世界一流的大学建筑设施,但唯独看不到对人,尤其是对学生的关注。在最需要以人为本、以生为本之价值坚守的大学我们恰恰忽视了学生,这是不是导致 被社会颇多诟病的高等教育质量不高,尤其是钱学森先生“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之抱憾的原因?当然,我们无法要求所有的大学都培养杰出人才,再卓越的大学也不能把所有的学生都培养成能改变世界的人。问题是,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已经确定了人才强国之策的大国,总应该有一些大学能够培养出一些能为人类社会带来变化的人吧!否则还有什么是值得骄傲的?

    我国自 1994 年成立工程院以来,共有工程院院士 754 人,其中 1978 年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制度后本科毕业生入选的院士为94 人,其余 660 名院士为1978 年以前毕业的本科生。下表为笔者的研究生任文闻对1978 年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制度后本科毕业生 入选为院士的构成情况统计(截止到 2010 年10 月)。其中,我国大学毕业的本科生只有 47人,占总院士数的 6.23%。如果说我国的院士遴选之条件之程序都是 严格规范的、确实代表了我国科技工程界的最高水平,那么这个 6.23%的数据足以证明,改革开放 30 多 年来我们培养的学生中拔尖创新人才确实太少就不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说道。此外,另一个事实是,近几年来毕业生的适当就业率一直徘徊在80%上下甚至更低,对此,我们大学也不能把责任简单地推给社会并责怪政府在经济发展上作为不够。作为人才培养和输出的组织,大学首先必须反省的是自己培养的毕业生为什么会受到社会的冷落?有没有大学教育质量未能 满足社会要求的问题?其实答案不言而喻。

         

                           1978 年以后本科毕业生入选工程院院士的构成情况

                         (1994-2010 年共 754 人,其中 1978 年后为 94 人)

 

本科毕业大学

人数

比例

中国大学

47

6.23%

中国和外国或外国大学

21

2.79%

学历资料不明

26

3.45%

资料来源:中国工程院网站  http://www.cae.cn/cn/ysxx/qtysmd/.

    坦率地说,现在不少大学确实关心的多是立竿见影的与短期名誉关联的急功近利的绩效问题,而对需要长期努力且也难以直观的学生之成长、之成才少于下力。究其根因,善良说大学办学治校者中还有人不太知道大学以颐贤育人为天职,不能把大学混同于追求功利势力的社会场所;尖锐则可断言,大学不乏自觉迎合社会世俗而放弃对大学属性使命坚守的办学治校者。 前者可悲而后者可恶矣。

    作为社会需要的产物,大学当然不能脱离社会自视清高,但大学具有文化思想引领社会的责任,这使得大学必须具有一定独立社会的理性而非简单的迎随世俗。此如哈佛大学第24 任校长纳森·马什·普西 所言,哈佛“是属于社会的,但同时又是与社会脱离的,是高于社会的,她不是社会腐败的产物”。这正是在对全球13 万所大学进行调查和比较后,哈佛大学何以被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排为 2011 年 最具声誉大学榜首的原因。

    育人理念的淡漠是我们大学理念存在的首要问题,其导致大学育人使命的边缘化之后便是对学生的冷漠和对教师的忽视。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先生曾不客气地指出,阻碍中国大学走向世界一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忘了大学的使命是培养人的成长 钱学森先生之问不仅没能触动我们的大学,而且面对每年80多万高中毕业生弃考者尤其是一大批优秀学生弃考、弃录取选择留学海外,不少大学也不为所动。在一片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的强烈批评压力下,我们的大学竟然能安之若素!

    2011 年10 月担负着引领中国大学走向世界并率先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之使命的9 所大学校长联谊会在上海召开,校长们在“共同探寻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的讨论中,或宏论大学的使命精神、中国模式等,或微议师生缺乏理想志趣、叹大学内部管理太难之苦经,遗憾少有人谈本科生的培养教育,谈自己的大学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其因就在育人使命意识的淡漠。对此有人在网上发贴:“据说 C9有意以美国的常春藤联盟为榜样,如果不是还有其他私心(如套取国家教育经费),至少精神可嘉。看常春藤名校,无不以本科教育为本;学校最引以为傲的,也是他们毕业的本科生。这一点,本人 80 年代在 C9 之一读本科时,学校做得是很好的。更不用说西南联大,其之所以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高峰,还不是因为它的本科教育?西南联大在抗战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办学虽短,却培养出获诺奖的毕业生和诸多大师级的学者听说大多学校本科教育质量下滑,所谓‘名教授’不给本科生开课,以跑项目为主;有的学校竟然牺牲本科生利益去做其他。如此本末倒置,只会不进则退。”话说得虽重,但以包容的心态去想,那是恨我不争的诤言。

    市场经济竞争环境的形成给大学带来了生存发展的诸多挑战, 一些大学经受不住权力和利益的诱惑,暴露出了诸如日益世俗化、市场化、官僚化、功利化、庸俗化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批评的问题,其反映出大学最深层的危机,就是大学育人核心价值的错位、育人属性意识的淡薄、大学育人使命的背离。

   (二)尊师重教理念的淡漠

    尊师重教作为一个口号的提出旨在在社会中倡导一种尊重教师重视教育的治政理念和社会风气。遗憾的是,对社会的要求连大学自己都没有做好。一些大学及其教师与教学地位越来越低,以至于一些博士和教授不再愿意与教师为伍而趋之若鹜地去竞聘科长、处长,这肯定不是尊师重教带来的结果。法国著名教育社会学家涂尔干早就告诫过人们:教育的成功取决于教师,教育的不成功也取决于教师。清华大学终身校长梅贻琦先生的“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早就成为中外大学办学治校的宝典。可是我们有多少大学有对教师及其教学的尊重和重视?没有教师这一端的高质量、高负责,能有学生那一头的高质量、高素质吗?

    哈佛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曾这样回答中国如何创建一流大学的提问:“从长远来看,要想创建一流大学,只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拥有最具创造力、最积极思考、最聪明的师资。”哈佛何以能在杰出人才培养上始终处于领袖地位,其前任校长萨默斯总结其成功秘诀:“首先,大学应该不受政治和外界控制和干扰;这些大学必须极力争夺优秀人才;必须不断寻找方式来衡量自己,不断寻找方式来给自己施加追求卓越的压力。”连对教师及其教学都不予关心重视,哪还会有对教师整体优秀的追求?

    面对未来10 年大批教师将退休的趋势,美国康奈尔大学近年来做出了斥资1 亿美元设立人才招募基金,以确保在今后5 年加速招募世界优秀人才的决定。大卫·斯考顿校长表示:“招募工作清楚地表明,我们的发展更加健康,对未来的定位更加明晰”其教务长肯特·富克斯说:“对于来康奈尔工作的教师,我们所提供的条件是首屈一指的,而不仅仅是具有竞争力。”“优秀人才的招募将使康奈尔在未来数 10 年立于不败之地”已成为康奈尔大学校院两级组织及其领导者的共识。反观我们的大学,又有多少有康奈尔大学这样的长识远见?那么多的大学敢于也乐于借贷十几亿,甚至更多的钱去修建硕大不失有暴发户之嫌的新校区,却不肯在关系大学人才培养质量及大学未来 命运的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提高及其聪明才智最大发挥问题上予以必要的关注和投入。中美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差距之大,很大程度是教师差距的直接结果,而后者难道与我们在观念上就忽视甚至无视教师之重要性无关?对教师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美 大学对于教师在人才培养和大学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认识的不同。正是教师对大学之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胡锦涛同志把“教育大计,教师为本”、“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作为教育事业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充分信任、紧紧依靠广大教师,提升教师素质,提高教师地位,改善教师待遇,关心教师健康,形成更加浓厚的尊师重教社会风尚,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作为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讲话的结束。没有树立对教师这样一种高屋建瓴的认识,大学怎能产生尊师重教的变化和行动?没有教师队伍的整体优秀和高度自觉性、积极性,大学之 人才培养质量可想而知。

   (三)人才培养理念的落后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目的是提高人才培养水平,核心是改革人才培养体制,但关键在于更新教育观念 。这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 “教育体制改革 ”部分的基本立场。培养人才并保证人才培养应有质量,这是大学得以存在的最基本的理由。教育体制通过制度的宏观约束很大程度上决定大学的作为,但教育体制并不能决定大学的全部。就大学自治而言,大学最有话语权和 自主权的领域便是决定如何培养人。因此,把人才培养质量不高的责任完全拱手相让给教育体制,是大学“过于谦虚”的责任的推卸。笔者以为,在人才培养问题上大学必须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责任,这是大学办学治校者首先必须具有的意识和立场。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资深教授 Gerard Postiglione 认为:“如果中国想成 为高等教育的领导者,中国大学需要自己培养更多具有创造性和深度思考能力的学生。”而这需要中国 大学对自己进行改造。改造什么?首当其冲者便是人才培养理念的落后。没有对落后人才培养理念的更新,所谓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就失去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而只是停留在口号上。

    人才培养理念何以重要?笔者在《观念更新:大学人才培养改革设计的价值引领》 一文中分析指出:人才培养观念决定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目标决定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决定人才培养质量。这是教育的基本逻辑。而遗憾的是,我们恰恰忽视了人才培养观念在人才培养活动设计中所具有的方向指导和理念统领作用,往往喜欢从教育过程中找问题,而很少从教育设计的前端查原因。人才培养理念是决 定人才培养质量的起始条件,因为教育设计的质量决 定教育过程的质量,而教育设计的价值前提就是人才 培养理念。如果坦承我们与世界著名大学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差距的话,最大的差距就是人才培养理念的差距。

    概括起来如下人才培养理念问题尤为突出:以生为本的办学理念尚未牢固树立,未把改善育人环境,营造尊重、关心、爱护学生,有利他们个性发展、身心健康成长的人才培养环境视为首要;人才培养的质量 意识尚未牢固树立,未把保证和提高教育质量视为大学的生命所在和对国家负责的使命,热衷大众化却淡化了培养精英的意识,有扩大招生规模的激情却缺乏培养质量的理性;强调系统知识的传授却忽视青年人 创新创业包括实践能力的培养,重思想教育轻精神养成效果,只有一成不变居高临下的一统性要求却甚少学生个性自主发展的余空,重视学生培养却甚少重视 是否培养好。人才培养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学生知识、能力、思想的和谐发展,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可是我们一直没有解决好。沈祖尧先生之所以批评我们忘了大学的使命是“培养人的成长”,就在于我们过于重视把专业知识放在学生的脑袋里面,却缺少对他们的价值观、责任心和思考能力的培养。 或许正是由于人才培养理念的落后差距可能导致我们输掉大学教育。

    人才培养理念存在问题还反映在我们大学院系分得太细。有人对此批评道:“当知识变得如此支离破碎的时候,你还指望能培养出有全局眼光的栋梁之材?当大学校园变得像个市场商场的时候,你还指望 能熏陶出什么优雅之士? ”耶鲁大学整个工科就是 一个工程系。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人才培养理念的问题上,我们还缺乏美国大学的反省意识和精神。近几十年来美国大学尤其是著名大学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人才培养尤其是本科教育存在问题的自我反思和批评,尽管他们早就处在杰出人才培养的世界顶端。理查德·布瑞德利认为哈佛面临一个最大问题不是用金钱可以解决的,“那就是它的本科教育缺乏连贯性,在理念上有瑕疵”。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雷克· 博克的新著《回归大学之道》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位美国著名大学校长在大量实证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发现美国大学生不仅存在写作、批判性思维、数理能力等方面能力还远未达到期望的水平,而且在外语口语、文化和美学养成以及准备成为活跃而富有知识的公民方面也未取得长足的进步与本科教育的目标还存在差距, 很多重要课程都由缺乏经验的教师担任,很多教授关心的仅是教学内容依然沿袭那些业已证 明是低效的、但在课程改革中他们却对此视而不见的 教学手段等问题,从而反思了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根 本目标,向大学教师和大学的领导者提出了本科教育需要确立以改善大学生学业水平,构建以学生发展为 导向的本科教育务实目标等一系列有利改进人才培养的建议。

 “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根本标准,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和人人成才观念,树立终身学习和系统培养观念,造就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人才”、“注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积极营造鼓励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使学生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培养造就更多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新学科的创建者”,其前提都在于人才培养 理念的更新。

   (四)文化理性的失偏

    大学的创建无疑是人类文明最值得骄傲的发明,诚如弗恩布劳(Vern. Bullough)所言, “大学的建立是西方文化成就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生不逢时于最艰难岁月的西南联大之所以至今处在中国大学史的高峰,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支撑着整个联大师生刚毅 坚卓精神的独特文化。“大学的功能包括文化传承、专业教学、科学研究和新科学家培养。”《大学的使命》作者奥尔托加之所以把文化传承视为大学首要的功能,因为在他看来“没有文化的大学生活是有缺陷的生活,是遭到破坏的,不真实的生活”。 维持大学生命 体内流淌着的血液是文化。笔者以为,就大学人才培养而言,不仅有知识和能力发展的目标,还有人格精神养成、理想信仰形成之目标,而后者决定了大学文化育人的学理性、必然性以及必要性、合法性。但是大学文化作为一种不能忽视的教育影响,其又是一把既可塑造人亦可扭曲人的双刃剑。因此,大学必须有高度的文化理性,不仅要重视大学健康文化守护弘扬和营造,更要防止不良文化对大学的侵蚀。如果任由一些大学已经出现的不能无视的诸如崇官媚上、崇权拜金、急功近利、轻学玩乐,甚至迷信风水以及杨玉良先生批评的“才子加流氓,才子加帝王气”等,有悖于大学圣殿的神圣性、高尚性、学术性、教育性的庸俗文化泛滥,那么大学及其人才培养之崇真、向善、求美和社 会担当的使命就难以坚守。

    大学文化与人才培养关系密切,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的大学不是不重视文化而是不重视如何营建和养护有利大学人才培养的充满理想主义的学府文化。由于对权势和金钱的依附日益恶化和大学精神的扭曲,有些大学丧失了独立学府风范,有些则已经成了追功逐利、享乐主义盛行的名利场。据笔者所知,有所负债十几亿的地方大学热衷于的文化,竟然是美其名为生态校园建设的“鹅鸭戏水、小桥荷池、楼堂水 榭、鹿跑鼠跳、怡情养性闲暇场所”之公园、宫院环境的营造,凡客人来访引领他们参观的也仅仅于此,而少有对师生的关心和爱护。一所大学失去了应有的精神沉稳和文化厚重,在一场场闹剧般的低俗的玩物丧志的或轰动效应的热闹氛围中,她还能放下一张安静做学问的书桌?还舍得以足够多的精力和资源用于学生的培养吗?

  南开大学原校长母国光先生认为办大学最重要的就是办一个氛围,让社会看起来,你真的是一个纯洁的学术殿堂。以追求真理、涵养精神、塑造人格、发展知识为己任的知识圣殿,如果甘愿让社会的不良文化侵蚀并视留下诸多不可容忍的社会诟病而不顾,那不是大学的堕落是什么?对此,杨玉良院士尖锐批评道:现在大学“出现了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广泛的精神虚脱”。如果任凭社会庸俗、低俗、媚俗之风对大学 内部的侵蚀,大学的文化堕落就不能避免,受害的岂止仅是大学的高雅性,人才培养的使命坚守也难保。这使我想起科学网上有良知者的一句话:“当大学开始沉沦的时候,我们的希望在哪里? ”

  “一旦你跨进大学之门,如果你自己不想努力,你就大可不必努力了。”这样的大学文化其实在一些大学已经成为事实。MIT 之所以出色人才辈出并成为全球最有声誉的 10 所大学之一,那是因为这所大学的学生嘲讽MIT 是学习地狱,以至于通往在麻省大街 77 号所谓 MIT 正大门的路上,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路标“到地狱还有一半的路程”。然而,尽管被自己的学生戏谑为地狱,但MIT 依旧是全世界杰出理工 科学生最心之神往的高等学府并被自己的学生和校友永远热爱和追忆不止。吴冠中说过,艺术院校文化课要求太低,而这决定了他们只能培养工匠,培养不出艺术家。学美术等于殉道,将来的前途、生活都没有保障。如果他学画的冲动就像往草上浇开水一样都浇不死,这样的人才可以学。这实际上说的就是大学文化对人才培养的影响。

    此外,我们大学文化中存在的绩效主义对人才培养的不利影响绝非可以忽视的问题。无论是来自政府部门还是社会以及大学内部的因功利取向、声名诱惑导致的数量追求、绩效管理,对人才培养所产生的都是事违意愿、适得其反的结果。尤其与大学文化格格不入的是:绩效主义是学术腐败的源泉。更何况把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的组织沦落为劳动工分制、计件劳动制的“人民公社”,这对大学组织是最无情的嘲讽。

    1993年美国约翰逊基金会发表了一份由高等教育温斯普里德小组撰写的报告 《美国的势在必行:对高等教育的更高期望——一封给关心美国未来人们的公开信》。该报告强调:我们绝不能忘记,如果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民族;没有世代相传的市民社会的根本价值观,任何民族都不能成为组织良好的民族;没有将教育年轻一代放在首位的机制,任何民族都不可能维持繁荣与强大。如果说美国当之无愧且毫无争议地处在了世界高等教育的领先地位,笔者以为最应予我们重视的并不是美国高等教育高不可攀的现有,而是他们对高等教育的那份敬畏的态度。正是这份态度决定了美国大学办学治校的理念,因此也就决定了美国高等教育的 现在和未来。面对人才培养质量问题强烈的社会批评,人才培养质量改善究竟是大学自身的责任还是教育主管部门的责任?尽管后者通过设计了太多的诸如 “985 工程”、“211 工程”、“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质量工程”、“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等绩效管理的政策和措施,似有把大学导向过度追求绩效指标的方向但这并不能成为大学自己对反映价值选择和追求的大学理念存在诸多问题的解脱。

    (眭依凡,浙江师范大学教科院院长、教授,浙江 金华  321004;北京大学特聘教授,北京  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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